前不久，杭州钱塘公证处做了一份特别的免费委托公证，内容是19名急于返乡割稻的农民工委托工友代为讨薪。现在，这些委托人的欠薪大部分已经讨回，而老家的农活也一点都没耽误（10月17日《浙江法制报》）。
　　不知道这样的公证是不是全国首例，但是，确实很罕见，因为公证委托讨薪的做法实在不是异地讨薪的常态，也不是委托公证的常态。然而，这种非常态的异地讨薪委托公证闪烁的法治的光芒，确有可圈可点之处。
　　通常，被欠薪的农民工若来不及讨薪就得离开打工地的话，会托一位信得过的老乡来帮忙催讨。这种委托往往都是口头的，其约束力来自老乡间的地域亲近感和道德自律，行之方便，关系简单。但是从法律视角来看，这种委托的风险却显而易见——若是受托的老乡并不积极讨薪而错过了时效该怎么办，若是受托人讨到了薪却不如数交还甚至私吞了又该怎么办？
　　现在，这种委托经过了公证，就好比锁链经过了加固，不仅使委托关系更明朗，也防范了未来可能的口说无凭的风险。这里头体现出的，是农民工们法律理性的增长——不仅选择了正确的讨薪方式，不用暴力蛮干而是委托讨薪，还选择了更有保障的委托方式。这实在是令人欣喜的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公证处在这件事中所持的态度、所起的作用，也是值得称道的。
　　从报道来看，这个公证不仅没先例可循，当事人还无力承担公证费用。而且，虽然报道中看不出委托书的具体内容，但笔者从常理推断，里头免不了要涉及欠薪的金额等等牵涉当事人实际利益的内容，一旦作出公证，就意味着公证处对这些内容承担了核实且保证其真实性的责任，把自己“搅和”进了欠薪纠纷。如此说来，公证处揽下这单“生意”实在有点“自找麻烦”。
　　然而，这家公证处并没有受阻于经济利益的衡量，也没有惮于更多责任的承担，而是慧眼识珠，一眼看出了农民工此举的法治价值和社会效应。所以，他们积极引导农民工合法合理高效地办理公证，他们主动免去了农民工们担心的相关费用，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制作完成了公证文书并交到当事人手上。而这，正是法律人用实际行动在对依法维权予以肯定，对守法用法加以倡导，这更是为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提供了借鉴的范本。如此一举而数得，当然值得称道。
　　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个可圈可点的公证仍是农民工遭遇欠薪之后的无奈之举，是被“逼”出来的智慧。如果他们没有被欠薪，或者即使被欠薪也能从劳动保障部门获得及时有效的援助，那该有多好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再没有农民工为讨薪而绞尽脑汁。